薛卫民

一、思想的萌芽：自然地孕育与积累

一棵树长出来了，伸枝展叶、生机勃勃、郁郁葱葱……人们注意到它了。如果要问大地， 当初是怎样让这棵树长出来的，大地会怎么回答呢?大概是不知从何说起。

问我是怎么写出《四季》这首诗的，大概也是如此。

还是向植物请教吧。几乎所有的诞生和成长，植物都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把它讲清楚，植物可能会说出这样一些朴素却永恒的常识：要有种子、土壤、生长的欲望以及适宜的温度、湿度、时机。

一首诗也不例外。

辽阔的北方，四季分明。我对四季充满热爱。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我都喜欢。我还对四季充满好奇，老想知道它们是怎么轮换的，老是企图盯住谁是第一个钻出来的草芽，谁是水面上最先大起来的荷叶，谁是枝头上摆来摆去最先落下来的叶子，谁是白天

或者黑夜里最先飘向地面的雪花。

热爱、好奇、观察、琢磨、沉淀……这些大概就类似于种子、土壤。

有心无心地阅读与涉猎，有意无意地邂逅与相逢，想萌芽、想长出去的欲望——这些大概就类似于温度、湿度、时机。

不同的际遇，会有不同的植物生长出来。有关四季题材的诗，我写出过好多首，《四季》只是其中之一。所谓际遇，这里所说的诞生一首诗的际遇，就是内心情感的某些元素，和外部大自然有“血缘关系”的某些元素，在某个特定的时候，恰好遇上了。这种看似偶然的事情，其实产生于必然：一个人内心世界丰富、丰沛、丰盈，他的情感与大自然发生“共鸣”的几率就更多。大自然从古至今永远都为人类备好了充足的“共鸣元素”，你的内心世界越丰富、越丰沛、越丰盈，你与“天籁”共鸣的际遇就越多。

二、灵感的出现：总有一条路会把你送到远方

我写过春，写过夏，写过秋，写过冬，也把它们两两地对比着写过，但从来没让它们在一首诗里同时表达过自己。大自然中的春、夏、秋、冬是不会在同一天同一地同时出现的。而文学可以。我要在诗歌里让它们同时出现、让四季聚会一次。

人一走出家门，走进公共空间，都是出现和聚会。每天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与人之间展开的大型、小型的聚会。并非所有的出现和聚会都美、都是风景。我曾在同一首诗里，让四季同时出现过很多次，聚会过很多次，正面盯着写，背后瞄着写，侧面打量着写，但回头审视，都平庸，无新意。也许有人会觉得那些诗都白写了，那些工夫都白费了。其实更多的写作都是在“练笔”，不会有白写的文字、白费的工夫，不成功的作品都是在试错，错误的路径都走过了，正确的路径就出来了。对于成长来说，人发现自己哪里丑陋，比看到自己哪

里美丽更重要。

一直没写好。但也一直不甘心。不甘心是好事，不甘心就是不认败，不认败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卷土重来。

突然有一天我想：在动物的眼里，春、夏、秋、冬什么样子呢?在植物看来，春、夏、秋、冬要怎么表达呢?

所有的路都是用脚走出来的。

只要你一直惦着看不见的辽阔，总有一条路会把你送到远方。

三、方法的运用：以小写大，以大写小

我想到白雪消融、乍暖还寒时第一个钻出地面的绿草芽——它会紧张、兴奋!它会说它就是春天!它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它最喜欢的人!沿着这个路径，我就写了一首这样的《四季》——

草芽尖尖，

他对小鸟说：

“我是春天!”

荷叶圆圆，

他对青蛙说：

“我是夏天。”

谷穗弯弯，

他鞠着躬说：

“我是秋天。”

雪人大肚子一腆，

他顽皮地说：

“我就是冬天!”

昨天还是灰土土、黄蒙蒙的山坡，今天就有嫩绿的小草芽钻出来了!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春天来了!在那个瞬间，一枚小草芽代表了整个春天!春天本来是庞大的、抽象的、我

们无从把握的，可落实到小草芽身上，就变得小巧、具体、触触可感了。同样，圆圆的荷叶与夏天、弯弯的谷穗与秋天、顽皮的雪人与冬天，不也是如此吗?这就是在以小映大。反过来，由于成了春天的象征、夏天的象征、秋天的象征、冬天的象征，小草芽、圆圆的荷叶、谷穗儿、顽皮的雪人，原本很小的它们也一点儿不小了。这就是在以大映小。

四、韵文的练笔：童谣与童诗

儿歌(童谣)、儿童诗(童诗)，它们同属于一个大家庭——韵文。

韵文是语言、文字的高级表现形式。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如果它没有韵文或者没有优秀的韵文，它就不会是人类文明之林的佼佼者。

儿歌、儿童诗，都是韵文。但就像“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一样，即便是相同的基因，也会外化出不同的生命。

比起儿童诗来，儿歌在形式上更为讲究。出类拔萃的儿歌要有严谨的节奏、音律、韵脚， 并且要求节奏、音律、韵脚彼此配合默契、互相辉映，抑扬顿挫、起合转收、朗朗上口、丝丝入扣。它以如此有意味的形式传达幽默、有趣、新颖、别致的内容，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四两拨千斤。

许多传统童谣、民间童谣，甚至没有“合乎常理”的逻辑性，也没有具体、连贯、明晰的含义或者意义，它仅凭其朗朗上口、抑扬顿挫、打破常规的发散性思维，就能催发孩子身体动起来、心智跳起来……也就是说，作为韵文一种的儿歌，有时仅仅是它优美、别致的韵律、节奏，可能就是对“天籁”的致敬和模仿。

比如北京民间童谣：

月亮斜，中秋节。

吃月饼，供兔爷。

穿新袜，换新鞋。

也跟奶，也跟姐，

上趟前门逛趟街。

又如我的《彩绘新童谣·摇篮曲》：

猴，

猴，

上高楼，

一落脚，

踩着球，

叽里咕噜滚下楼!

小猴爬起嘻嘻笑，

它说练练翻跟头。

上面那首儿歌中孩童化了的小猴，它滚楼梯了，那本来是又尴尬又疼痛的事，但它没有哇哇哭，更不用谁来哄，而是在嘻嘻哈哈的自嘲、自娱中，自己化解掉所有负面的情绪。如果看到这首童谣，那些娇气、脆弱，肉体和心理的抗击打能力差孩子能否受到一些正面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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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不会随着孩童一起长大。它永远是儿歌，陪伴一茬又一茬的孩童。儿歌，是让儿童走向韵文、走近韵文、走进韵文的驿站。

一个孩子如果从幼儿时便与儿歌童谣结缘， 到了一定年龄，他会很自然地走向儿童诗。因为儿童诗能进一步把孩子引入韵文更为辽远、深邃、瑰丽的境界之中。也就是说，比起儿歌来，儿童诗更讲究意境、意蕴、意味。

什么叫老、什么叫小，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但幼儿从“头发”和“胡子”一下就看明白了，因为在幼儿天真的世界里，毛发都“懂事”，毛发都知道应该长在哪里，不能长错地方——

小孩的嘴巴光光，小孩的胡子哪儿去了?

小孩把胡子，都长到了脑瓜上。

爷爷的脑袋光光，爷爷的头发哪儿去了?

爷爷把头发，都长到了嘴巴上。

[ 薛卫民，作品编入《幼儿师范学校语文教科书(试用本)幼儿文学作品选读》，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年7月版。]

“时间”是怎么回事，不要说对儿童，就是对成人也是大问题，很多大部头的哲学著作都在讨论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问题儿童不宜讨论。让某些事物“活”起来、动起来， 它们就会用生命的旅程，向儿童很具体、具象地演绎“时间”——

一天和一年

太阳上山下山，

走一天。

野花上山下山，

走一年。

太阳走了，

太阳去照地球的那边。

野花走了，

野花寄回洁白的雪片。

(薛卫民，原载《拼拼读读画报》1998 年12 期。)

五、关于作诗的建议

一是关于《四季》这首诗的。

小草芽对小鸟说它是春天，口气是自信的、不容置疑的。这种自信和不容置疑，是缘于幼小生命的天真，因为它的口气是自信的、不容置疑的。所以，“我是春天”应该用感叹号;夏天繁盛、葳蕤，蝉吱啦吱啦地叫，天还热，有点儿懒洋洋的。所以荷叶对青蛙说“我是夏天” 当用句号;谷穗儿是谦恭的、感恩的，它在给土地鞠躬，因为它的态度是谦恭、羞涩的，所以后面当用句号;雪人也有一个隐在幕后的“配角”，那就是堆出雪人的那些孩子。堆雪人是纯粹的游戏，是快乐、健康、不惧寒冷的孩子们的游戏，所以雪人一定和那些健康、快乐、不惧寒冷的孩子们一样地顽皮。顽皮的表现之一就是“吹牛”，吹牛要底气十足才行，雪人是底气十足地对孩子们说“我就是冬天”的。因此，这一句后面不但要用感叹号，而且要比前面三个句式多一个“就”字。

前、后两节的最后用感叹号，中间两节的最后用句号，这样，整首诗的语气、语调、语感就不一样了，就有轻有重、有起有伏了。另外，教材中把“雪人大肚子一腆”中的“腆” 改成了“挺”，可能是考虑“腆”是方言吧。但即便它是方言，它也是北方方言，而普通话就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腆着个大肚子”中的这个“腆”，无论是在口语还是书面语中，它都很寻常很普及了，语文教材是不是可以适当容纳这样的方言呢?在日常生活语境里，人们更习惯说“腆着肚子”而不说“挺着肚子”，说“大肚子一腆”而不说“大肚子一挺”。前者比后者是不是更自然、更有生活语感呢?还有， 在这首诗中，“腆”押韵，“挺”不押韵，“腆” 浓郁诗的韵味，“挺”削弱诗的韵味。

第二点建议是诗之外的。

全世界各民族的文学都是农业文明哺育的，都带着土地、播种、萌芽、生长、春绿秋黄、春华秋实……的基因。而现在多数的孩子， 都离这些太远了。要引领、创造机会，使孩子从小亲近四季、旷野、田园，亲近食物的故乡， 知道“草色遥看近却无”是怎么回事，知道“浅草才能没马蹄”是怎么回事，知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慨叹是怎么回事。植物的变化演绎着成长，不仅为人类的生命提供着源头的食物，也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提供着哲理和诗意。若是没有机会走进旷野、田园，在家里用花盆装上合适的土壤，亲自播种、侍弄、观察，也能和植物建立起亲密关系，也可以对土壤、种子、发芽、破土、成长、开花结果、生生不息……切实有感。这一切，与品诗、赏文、读书一样，都是让自己内心世界丰富、丰沛、丰盈起来当做的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