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张孝祥

先王之时，以学为政，学者政之出，政者学之施，学无异习，政无异术。自朝廷达之郡国，自郡国达之天下，元元本本，靡有二事。故士不于学，则为奇言异行；政不于学，则无道揆法守。君臣上下，视吾之有学，犹农之有田，朝斯夕斯，不耕不耘，则无所得食，而有卒岁之忧。此人伦所以明，教化所以成。道德一而风俗同，惟是故也。

后世之学，盖盛于先王之时矣。居处之安，饮食之丰，训约之严，先王之时未必有此；然学自为学政自为政群居玩岁自好者不过能通经缉文以取科第既得之则昔之所习者旋以废忘。一视薄书期会①之事，则曰：“我方为政，学于何有？”嗟夫！后世言治者常不敢望先王之时，其学与政之分与！

国家之学至矣，十室之邑有师弟子，州县之吏以学名官，凡岂为是观美而已？盖欲还先王之旧，求政于学。顾卒未有以当上意者，则士大夫与学者之罪也。

衡之学曰石鼓书院云者，其来已久，中迁之城南，士不为便，而还其故，则自前教授②施君鼎。石鼓之学，据潇、湘之会，挟山岳之胜。其迁也，新室屋未具。提点刑狱王君彦洪、提举常平郑君丙、知州事张君松，皆以乾道③乙酉至官下，于是方有兵事，三君任不同而责均，虽日不18361;暇，然知夫学所以为政，兵其细也，则谓教授苏君总龟，使遂葺之。居无何而学成，兵事亦已，环三君之巡属，整整称治。

夫兵之已而治之效，未必遽由是学也，而余独表而出之，盖乐夫三君识先王所以为学之意，于羽檄交驰之际，不敢忘学，学成而兵有功，治有绩，则余安得不为之言，以劝夫为政而不知学者耶？凡衡之士，知三君之心，则居是学也，不专章句之务，而亦习夫他日所以为政；不但为科第之得，而思致君泽民之业。使政之与学复而为一，不锡君之望如此，抑国家将于是而有获与！

明年八月旦，历阳张某记。选自《于湖居士文集》）

[注]①期会：按规定的期限施行政令。②教授：学官名。 ③乾道：宋孝宗年号。

[参考译文]

先王的时候，用学习作为为政之道，学习源于为政的需要，而为政又是学习的结果。学习没有怪异的习惯，政令没有怪异的方法。从朝廷到郡国，从郡国到天下，追根究底，离不开这两件事。所以士人不求学，就会有诡异的言行；政令不源于学习，就不会有准则法度。君臣之间从上到下，对待我们的办学，犹如潘有田地，早上这样，晚上也这样，不耕耘，就没饭吃，年终时就有忧虑。这就是人伦得以明了、教化得以成功的原因。道德划一且风俗等同，就是这个缘故呀。

后世之人学习，大概兴盛于先王之时。仪容举止之安详，饮食之丰富，教诲约束之严格，先王之时未必达到这个地步；然而只是为了学而学，只是为了施政而施政，整天聚在一起，贪图安逸，所追求的不过是能够通晓经文，以取得科举登第，得到功名后，昔日所学习的东西，很快废弃忘却。一旦看到书本或按规定的期限施行政令之事，就说：“我刚从政，有什么好学的？”唉！后人提到治理天下的人常常不敢仰望先王之时，大概是因为学习与为政分开了！

国家办学之道已经很完备了，十户的小地方有老师和弟子，州县的官吏用办学作为扬名之道，难道仅仅全是为了观美吗？大概想恢复先王的旧道，通过学习来施政。只是最终没能符合上司的心意，这是士大夫与求学之人的错呀。

衡州的学校叫石鼓书院什么的，其由来已久，中途曾经迁到城南，士人认为不方便，又搬回原来的地方，这事来自前教授施君鼎。石鼓的学校，占据潇、湘之要道，挟带着山岳之名胜。它搬迁时，还没有新教室。提点刑狱王彦洪、提举常平人郑君丙、知州张君松，都于乾道乙酉年上任，这时正有战乱，三人职责不同但责任均担，虽每天忙得要死，然而都知道办学是为政之本，战乱只是小事，就授命教授苏总龟，让他马上修葺学校。不久学校修成，战乱也结束，环视三人的地盘，整齐严谨，太平无事。

战乱结束且太平无事，未必立马是学习所致，而我上表称赞他们，大概是欣赏他们三人懂得先王重视学习的原因，在军情紧急之际，仍然不敢忘记办学，学校修成并且治兵有功，治理地方有政绩，那么我哪能不替他们讲出来，来劝导那些施政却不知道学习的人呢？衡州全部士人，知晓三人的心思，就住在这所学校里，不只是专心学习，还学习以后的为政之道；不只为了科举登第，还想到报效君王，泽被苍生之业。使为政与学习再次合而为一，不只三位官员的愿望是这样，或许国家也将从这里有所收获吧！

明年八月旦，历阳张某记。（译者：尹瑞文）